朱新宁想方设法疏通关系，关押了一个星期才重获自由。私运炸药在当时煤矿上是常事，他想不通为何偏巧查到自己头上。“心里那感觉真是憋屈。好多事别人都能摆平，我怎么就摆不平？”
他也时常感受到亲情的撕裂。总有亲戚会安排子女来他的煤矿上做事，他抹不开面子，只好答应。有人瞒着他偷拿回扣，有人将矿上的公车据为己有。他有时会为这些事生气，对方反倒觉得他刻薄吝啬。
十几年里，煤矿上也有过事故，出过人命。有一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，死了三个人，五六十人的救援队忙了四天四夜。有一年，矿工在300米深的矿井里窒息身亡。朱新宁起初感到恐慌愧疚，夜里睡不着觉。第一次死亡事故是一个工人触电而死，他开车把尸体拉到医院停尸房。到停尸房门口，他下了车，想先把门拉开，把尸体扛进去。但摸到门把手的一瞬间，他突然怕了，转身就跑。
后来有一次，他在殡仪馆看到一个刚满18岁的女入殓师面无表情熟练地处理尸体。他忍不住问，你这么小的年纪干这个工作，你就不怕吗？女孩说，人已经死了，有什么好怕的。
后来，朱新宁也不怕了，开始变得麻木。一天睡十几个小时，却总觉得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，不停怀疑自己经受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是否值得。
2006年，一家国企想将他的煤矿整体收购。朱新宁和家人为此起了争执。“他们觉得有这么大一个企业在，他们脸上都有光，不同意卖。但是我自己受不了了。整个压力在我一个人身上背着，受苦受罪他们谁知道？”
仔细计算了煤矿储量和当时负债，朱新宁开出2.8亿的价码。经过几轮谈判，对方只愿出2.6亿。僵持不下时，朱新宁急了：将来你就算再多出两亿八，也买不了我的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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